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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走一生
作者:米虫 日期:2004-11-16
看毛泽东诗词的时候看到这样一首诗：“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不知怎么对那“一跃冲向万里涛”突然生出些莫名的感慨。“一跃冲向万里涛”之类的事件，哪个时代没有呢？譬如储安平投河，老舍沉湖，以及邓拓自缢，傅雷夫妇投缳，秘书田家英上吊……还有，还有范长江跳井。
对我这个从事于新闻学习的人来说范长江的死似乎更让人悲痛些。
对于中国记协与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联合设立的“范长江新闻奖”，我们可能很熟悉，都能知道这是表彰奖励我国中青年新闻工作者的全国性高层次新闻奖。但是对范长江一生的遭遇知道的人未必很多。在各种报道上看到的多是“范长江是我国杰出的新闻记者。他生前写过大量的出色的新闻报道，担任过新闻机构的领导工作，为我国的新闻事业做出很大贡献。“诸如此类的句子。其实很多人的故事都在时间的消逝中被人们有意无意的忘却，尽管那些人曾经有过成绩，有过夺目的光华，尽管我们自己也知道一个人的一生绝对不是几个“杰出”，几个“出色”，几个“纪念 ”和“缅怀”就可以概括的，但是死者已以矣，活着的人应该得到安慰，所以很多冤屈和辉煌都可以悄悄埋葬了。
范长江，原名范希天，１９０９年１０月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县田家乡赵家坝。他的一生经历颇为丰富，充满着传奇色彩。青年时代的他曾三次进入大学学习。
１９２７年初，黄埔军校到重庆招生。范长江此时还是一个不满１８岁的青年，他听说家乡有人去重庆投考黄埔军校后，立即征得父母的同意，赶去报考，但还是迟到了一步，黄埔军校在重庆的招生工作已于一天前结束。他不想再回内江去，便找到当时正在重庆的同乡黎冠英，通过他的介绍，进入了中法大学重庆分校学习。中法重庆分校是共产党员吴玉章创办的一所宣传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范长江进校后，逐渐接受了反帝反军阀的思想。
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４日，停泊在长江上的英美军舰悍然炮轰南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事件”。事件发生后，全国各地民众纷纷掀起抗议运动。消息传到重庆后，３月３１日，数以万计的重庆学生、工人、市民在打枪坝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集会。四川军阀在蒋介石的秘密指使下，对这次示威进行了血腥镇压，示威群众死伤惨重，“城内打枪坝死者一百二三十人，城外不知其数”。范长江参加了这次示威，并与暴徒们展开了殊死的搏斗，直到筋疲力尽，才倒在遇难者的血泊之中，幸得他人的扶拽，才死里逃生。这次事件后，中法重庆分校被查封，范长江亦被明令通缉，他被迫离开重庆，来到武汉。
１９２７年初的武汉，政治形势异常复杂。为谋生计，范长江加入了贺龙领导的２０军教导团，当了学生兵，不久即随军转赴南昌。８月１日，他参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后，范长江随部队南移，途经抚州、瑞金等地，最后驻守潮州。１０月初，国民党军张发奎部包围了潮州，在突围战斗中，范长江被冲散，流落街头，贫病交加，在汕头时几乎病死，处境极为艰难。病好后，他再次进入部队军医院做看护兵，又先后随部队开往广州、江西、安徽等地。当时国内动荡而复杂的政治局势使只有１９岁的他倍感迷惑。他觉得，要弄清这些问题，就必须要有渊博的学识，“好好读书，从读书上找出路。”于是，他毅然离开了部队，重新开始了求学之路。
范长江这种选择让人敬佩，在复杂形势下，热血而冲动的人们凭着一腔沸腾的激情不知道做了多少无谓的牺牲，甚至于被别有用心的人操纵利用。而范长江没有，他凭着19岁的成熟比别人抢先了人生至关重要的一步。这种智慧就是在今天也值得我们仔细揣摩，用心学习。在面对众多骚动的诱惑时，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认识能力来分辨善意的帮助和恶意的怂恿？在迷茫的时候，我们是否驻足思量了？
１９２８年秋，范长江来到南京，考入了中央政治学校，该校原名中央党务学校，是国民党政府培养行政干部的大学，学制四年，校长由蒋介石兼任，罗家伦任教务长，学校的行政大权掌握在ＣＣ派手中。中央政治学校规定，学生入学时必须全体加入国民党。因此，范长江在这里成为了一名国民党员。他选学乡村行政系，打算“将来在穷乡僻野中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但现实却很快就击碎了范长江的理想。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军发动了“柳条湖事件”，侵略我国东北，蹂躏东北同胞。象牙塔内的范长江再也坐不住了，他积极领导校内的抗日救亡运动，组织抗日救亡宣传队，呼吁人民抗日。学校当局秉承政府的意志，极力压制学生的抗日活动。教务长罗家伦亲自找到范长江，对他施加压力。范长江清醒地认识到，要想抗日救国，就决不能再在此地呆下去。一个星期日，他换掉学校发的制服，在同学的帮助下，秘密离开了南京。在留给学校当局的信中，他公开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合理的教育应当是启发青年的思想，使他们能对于宇宙和人生的法则有正确的把握，然后配合着各时代的环境，培养他们服务于人类、国家的能力”。同时，他宣布脱离国民党。
１９３２年初，范长江来到北平，同年秋天，经过自己的努力及友人之助，他进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在北大期间，他广泛涉猎哲学、政治、经济、英语等书籍，以丰富自己，并时刻关注抗日形势的发展。他经常苦思冥想：如何用正确的哲学思想来为现实服务？一次上课时，他向教授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全国人民要求抗日而政府不抗日，怎么办？二是一个人肚子饿了，自己又没钱，铺子里却堆满食物，能不能拿来吃？回答是：这不是哲学的事，哲学主要是为了弄明白各学派的情况，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答案使范长江颇感失望，他决定走出书斋，投入到现实的抗战中去。于是在1９３３年１月，范长江加入了朱庆澜将军主持的“辽吉黑抗日义勇军后援会”。一个月后，后援会组织了一批抗日物资运往东北，范长江以“热河战地记者”的名义随队前往，兼给南京的《新中国报》和《民生报》写战地通讯。运输队出发不久，即在热河凌源与日军遭遇，战斗中，范长江被冲散，他像一只离群的孤雁，躲进了大山中，幸得一蒙古老乡的收留才幸免于难。 此番经历，使范长江耳闻目睹了日军铁蹄下中国人民的痛苦，也看到了他们抗日的决心。不久，他徒步横跨热河，从察哈尔又转回北平。
这时，范长江开始注意起抗日军事问题，他大量收集、阅读、钻研中外报刊上有关军事方面的材料，得出自己的结论：中日间战争迟早要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可避免，二战爆发的时间估计为１９３６年。于是，他在北大又组织了“１９３６年研究会”，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来研究世界大战形势的变化。研究会由范长江起草并拟定纲领，在北平《晨报》上公开发表，连载两天，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由于他文笔精练、视角独特，引起了天津《大公报》社的注意。《大公报》社总经理胡政之亲自出马，请他专为《大公报》撰稿。《大公报》是当时有全国影响的报纸，知名度很高，范长江遂答应下来。从此范长江的记者人生走向了一个顶峰。
范长江在《大公报》前后只有四年，期间所取得的成就却超过了他一生的总和，他奉献给世人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乃至他的战地通讯都已成为新闻史上的经典之作。特别是他的《中国的西北角》关注那片苦难的土地，和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民，谈古论今、意趣横生，涉及宗教、民族关系等广泛问题。以其引人入胜的描述、入木三分的议论、广博充实的知识，和质朴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情怀，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心。在６９篇通讯中有七篇专门写了共产党、红军的活动，第一次以写实的笔法公开、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踪迹，字里行间倾注了他的同情，甚至不无敬意。他说：“在这样闭塞的地方，仍然表现着中国政治的两大分歧：从现状中以求改进，与推翻现状以求进展。两种势力，无处不在斗争中。不过，对实际问题有解决办法者，终归是最后胜利者。” 作为一名非共产党员，范长江能够正确领悟共产党的主张，从民族大局出发，真诚地宣传他们的主张、政策，客观上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使国统区从此有了共产党的声音。做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他坚持了一个新闻记者的天职，追求一个“诚”字，并没有为某个党派做宣传，这在国民党当权的情况下是不容易做到的。因此他也为后来的新闻工作者在人格和品质上做出了表率。及至一篇震惊朝野的《动荡中之西北大局》犹如平地风雷，在上海《大公报》的要闻版上出现，像突发的一股旋风，将被严密封锁的《西安事变》真相公诸于众，范长江的名字愈发令人敬佩。
然而这样的荣誉也不能挽救他的命运，当“青记”的总干事成为过去；当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社长、《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和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等也做了回忆；当新华社总编辑、《解放日报》社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等等都如云烟消散，他的悲苦开始了。“文革”爆发，他从１９６７年起被长期关押，受尽折磨和摧残。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２３日，６１岁的他终于在河南不堪屈辱，跳井自杀了。
我们无法猜测他在最后的时刻想了些什么，也许是委屈吧，也许是悲愤吧，抑或是对命运和政治的茫然？其实在那个野蛮的不堪回首的年代里，范长江的悲剧命运不过是整个时代悲剧的缩影。含冤而去的又何止一个范长江呢？杨刚、蒲熙修、金仲华、邓拓、姚溱、孟秋江……这是一串长长的名单，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他们以满腔热血呼唤的新中国，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选择了自杀。历史嘲弄了他们，他们恐怕至死也想不明白，悲剧是怎样发生的。而范长江在这里只是更为典型罢了。他曾是一个先知式的人物。他曾在许多并不明确的形势下做出了正确的推断。作为一个新闻人，他的敏锐值得每个同行钦佩。可是他偏偏不能预见自己的命运。为了不让自己在复杂的政治面前迷茫，他坚持学习，坚持研究，可他却还是带着对政治满心的困惑走了。这是历史的错乱还是命运的嘲讽？
八年后，他沉冤得雪，若干年后又出现一个“范长江新闻奖”，是哀荣、是抚慰，还是别的什么，不同的人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无论如何他离去时的悄无声息终于还是等来了之后的热闹荣耀。如他地下有知，也该含着泪微笑了。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就用这诗来祭奠长江先生那夜夜叹息的魂灵吧。让他奔走一生的脚步得到抚慰。
对我这个从事于新闻学习的人来说范长江的死似乎更让人悲痛些。
对于中国记协与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联合设立的“范长江新闻奖”，我们可能很熟悉，都能知道这是表彰奖励我国中青年新闻工作者的全国性高层次新闻奖。但是对范长江一生的遭遇知道的人未必很多。在各种报道上看到的多是“范长江是我国杰出的新闻记者。他生前写过大量的出色的新闻报道，担任过新闻机构的领导工作，为我国的新闻事业做出很大贡献。“诸如此类的句子。其实很多人的故事都在时间的消逝中被人们有意无意的忘却，尽管那些人曾经有过成绩，有过夺目的光华，尽管我们自己也知道一个人的一生绝对不是几个“杰出”，几个“出色”，几个“纪念 ”和“缅怀”就可以概括的，但是死者已以矣，活着的人应该得到安慰，所以很多冤屈和辉煌都可以悄悄埋葬了。
范长江，原名范希天，１９０９年１０月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县田家乡赵家坝。他的一生经历颇为丰富，充满着传奇色彩。青年时代的他曾三次进入大学学习。
１９２７年初，黄埔军校到重庆招生。范长江此时还是一个不满１８岁的青年，他听说家乡有人去重庆投考黄埔军校后，立即征得父母的同意，赶去报考，但还是迟到了一步，黄埔军校在重庆的招生工作已于一天前结束。他不想再回内江去，便找到当时正在重庆的同乡黎冠英，通过他的介绍，进入了中法大学重庆分校学习。中法重庆分校是共产党员吴玉章创办的一所宣传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范长江进校后，逐渐接受了反帝反军阀的思想。
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４日，停泊在长江上的英美军舰悍然炮轰南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事件”。事件发生后，全国各地民众纷纷掀起抗议运动。消息传到重庆后，３月３１日，数以万计的重庆学生、工人、市民在打枪坝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集会。四川军阀在蒋介石的秘密指使下，对这次示威进行了血腥镇压，示威群众死伤惨重，“城内打枪坝死者一百二三十人，城外不知其数”。范长江参加了这次示威，并与暴徒们展开了殊死的搏斗，直到筋疲力尽，才倒在遇难者的血泊之中，幸得他人的扶拽，才死里逃生。这次事件后，中法重庆分校被查封，范长江亦被明令通缉，他被迫离开重庆，来到武汉。
１９２７年初的武汉，政治形势异常复杂。为谋生计，范长江加入了贺龙领导的２０军教导团，当了学生兵，不久即随军转赴南昌。８月１日，他参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后，范长江随部队南移，途经抚州、瑞金等地，最后驻守潮州。１０月初，国民党军张发奎部包围了潮州，在突围战斗中，范长江被冲散，流落街头，贫病交加，在汕头时几乎病死，处境极为艰难。病好后，他再次进入部队军医院做看护兵，又先后随部队开往广州、江西、安徽等地。当时国内动荡而复杂的政治局势使只有１９岁的他倍感迷惑。他觉得，要弄清这些问题，就必须要有渊博的学识，“好好读书，从读书上找出路。”于是，他毅然离开了部队，重新开始了求学之路。
范长江这种选择让人敬佩，在复杂形势下，热血而冲动的人们凭着一腔沸腾的激情不知道做了多少无谓的牺牲，甚至于被别有用心的人操纵利用。而范长江没有，他凭着19岁的成熟比别人抢先了人生至关重要的一步。这种智慧就是在今天也值得我们仔细揣摩，用心学习。在面对众多骚动的诱惑时，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认识能力来分辨善意的帮助和恶意的怂恿？在迷茫的时候，我们是否驻足思量了？
１９２８年秋，范长江来到南京，考入了中央政治学校，该校原名中央党务学校，是国民党政府培养行政干部的大学，学制四年，校长由蒋介石兼任，罗家伦任教务长，学校的行政大权掌握在ＣＣ派手中。中央政治学校规定，学生入学时必须全体加入国民党。因此，范长江在这里成为了一名国民党员。他选学乡村行政系，打算“将来在穷乡僻野中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但现实却很快就击碎了范长江的理想。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军发动了“柳条湖事件”，侵略我国东北，蹂躏东北同胞。象牙塔内的范长江再也坐不住了，他积极领导校内的抗日救亡运动，组织抗日救亡宣传队，呼吁人民抗日。学校当局秉承政府的意志，极力压制学生的抗日活动。教务长罗家伦亲自找到范长江，对他施加压力。范长江清醒地认识到，要想抗日救国，就决不能再在此地呆下去。一个星期日，他换掉学校发的制服，在同学的帮助下，秘密离开了南京。在留给学校当局的信中，他公开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合理的教育应当是启发青年的思想，使他们能对于宇宙和人生的法则有正确的把握，然后配合着各时代的环境，培养他们服务于人类、国家的能力”。同时，他宣布脱离国民党。
１９３２年初，范长江来到北平，同年秋天，经过自己的努力及友人之助，他进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在北大期间，他广泛涉猎哲学、政治、经济、英语等书籍，以丰富自己，并时刻关注抗日形势的发展。他经常苦思冥想：如何用正确的哲学思想来为现实服务？一次上课时，他向教授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全国人民要求抗日而政府不抗日，怎么办？二是一个人肚子饿了，自己又没钱，铺子里却堆满食物，能不能拿来吃？回答是：这不是哲学的事，哲学主要是为了弄明白各学派的情况，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答案使范长江颇感失望，他决定走出书斋，投入到现实的抗战中去。于是在1９３３年１月，范长江加入了朱庆澜将军主持的“辽吉黑抗日义勇军后援会”。一个月后，后援会组织了一批抗日物资运往东北，范长江以“热河战地记者”的名义随队前往，兼给南京的《新中国报》和《民生报》写战地通讯。运输队出发不久，即在热河凌源与日军遭遇，战斗中，范长江被冲散，他像一只离群的孤雁，躲进了大山中，幸得一蒙古老乡的收留才幸免于难。 此番经历，使范长江耳闻目睹了日军铁蹄下中国人民的痛苦，也看到了他们抗日的决心。不久，他徒步横跨热河，从察哈尔又转回北平。
这时，范长江开始注意起抗日军事问题，他大量收集、阅读、钻研中外报刊上有关军事方面的材料，得出自己的结论：中日间战争迟早要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可避免，二战爆发的时间估计为１９３６年。于是，他在北大又组织了“１９３６年研究会”，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来研究世界大战形势的变化。研究会由范长江起草并拟定纲领，在北平《晨报》上公开发表，连载两天，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由于他文笔精练、视角独特，引起了天津《大公报》社的注意。《大公报》社总经理胡政之亲自出马，请他专为《大公报》撰稿。《大公报》是当时有全国影响的报纸，知名度很高，范长江遂答应下来。从此范长江的记者人生走向了一个顶峰。
范长江在《大公报》前后只有四年，期间所取得的成就却超过了他一生的总和，他奉献给世人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乃至他的战地通讯都已成为新闻史上的经典之作。特别是他的《中国的西北角》关注那片苦难的土地，和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民，谈古论今、意趣横生，涉及宗教、民族关系等广泛问题。以其引人入胜的描述、入木三分的议论、广博充实的知识，和质朴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情怀，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心。在６９篇通讯中有七篇专门写了共产党、红军的活动，第一次以写实的笔法公开、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踪迹，字里行间倾注了他的同情，甚至不无敬意。他说：“在这样闭塞的地方，仍然表现着中国政治的两大分歧：从现状中以求改进，与推翻现状以求进展。两种势力，无处不在斗争中。不过，对实际问题有解决办法者，终归是最后胜利者。” 作为一名非共产党员，范长江能够正确领悟共产党的主张，从民族大局出发，真诚地宣传他们的主张、政策，客观上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使国统区从此有了共产党的声音。做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他坚持了一个新闻记者的天职，追求一个“诚”字，并没有为某个党派做宣传，这在国民党当权的情况下是不容易做到的。因此他也为后来的新闻工作者在人格和品质上做出了表率。及至一篇震惊朝野的《动荡中之西北大局》犹如平地风雷，在上海《大公报》的要闻版上出现，像突发的一股旋风，将被严密封锁的《西安事变》真相公诸于众，范长江的名字愈发令人敬佩。
然而这样的荣誉也不能挽救他的命运，当“青记”的总干事成为过去；当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社长、《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和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等也做了回忆；当新华社总编辑、《解放日报》社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等等都如云烟消散，他的悲苦开始了。“文革”爆发，他从１９６７年起被长期关押，受尽折磨和摧残。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２３日，６１岁的他终于在河南不堪屈辱，跳井自杀了。
我们无法猜测他在最后的时刻想了些什么，也许是委屈吧，也许是悲愤吧，抑或是对命运和政治的茫然？其实在那个野蛮的不堪回首的年代里，范长江的悲剧命运不过是整个时代悲剧的缩影。含冤而去的又何止一个范长江呢？杨刚、蒲熙修、金仲华、邓拓、姚溱、孟秋江……这是一串长长的名单，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他们以满腔热血呼唤的新中国，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选择了自杀。历史嘲弄了他们，他们恐怕至死也想不明白，悲剧是怎样发生的。而范长江在这里只是更为典型罢了。他曾是一个先知式的人物。他曾在许多并不明确的形势下做出了正确的推断。作为一个新闻人，他的敏锐值得每个同行钦佩。可是他偏偏不能预见自己的命运。为了不让自己在复杂的政治面前迷茫，他坚持学习，坚持研究，可他却还是带着对政治满心的困惑走了。这是历史的错乱还是命运的嘲讽？
八年后，他沉冤得雪，若干年后又出现一个“范长江新闻奖”，是哀荣、是抚慰，还是别的什么，不同的人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无论如何他离去时的悄无声息终于还是等来了之后的热闹荣耀。如他地下有知，也该含着泪微笑了。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就用这诗来祭奠长江先生那夜夜叹息的魂灵吧。让他奔走一生的脚步得到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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